今天，是我们“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别访谈的第二部分：专访伯顿教授：细数加中建交五十年，似乎没什么可庆祝的 播客音频：（时长15’59“） https://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0/12/1202-Burton-mixed-final-1202.mp3 说起加中关系的五十年，已经退休的学者、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教授表示，自己关注中国实际超过了五十年。 还在中学时代，他在渥太华发现了一家“进步书店”，那间书店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图书，比如《北京周报》，他也由此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等。 他是加拿大最早前往中国留学的学生之一。1977年，他前往复旦大学学习，主修中国古代思想史。当时在学校的同学中，有很多后来进入中国的政界、军界、和商界。 1990年代初以及九零年代末，他两次前往中国，出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他是布鲁克大学的政治科学系教授，专门研究比较政治，中国政府和政治，加中关系与人权。 相关阅读：“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教授：从理想到现实 | 加中建交五十周年系列访谈之一 伯顿在中国。 加中关系最瞩目事件 加中关系中，最为瞩目的当然是加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是在1970年的10月。 中国派遣了非常资深的官员黄华担任第一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做了一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之后，前往纽约，成为了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那是1972年，联合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拿大承认中国加拿大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当时，只有瑞典和法国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了解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避免了正式承认，可以说是个模棱两可的态度 渥太华承认中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是“注意到”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 而这个做法具有非常的意义，因为随后很多西方国家开始仿效，并承认了中国. 加中关系中最温馨的：“小麦外交” 加拿大与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小麦外交”很多人听说过，加拿大时任总理迪芬贝克和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不顾美国的反对，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签署协议，向中国出口小麦和大麦。而且，因为进口数量巨大，中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外汇来购买，加拿大政府还破例为中国分期付款做了担保。 更多的人则担心和中国的粮食贸易会影响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加关系头等重要，中国更像是敌手，而不是伙伴，双方曾经是战场上的对手。 在之后的三年，总共出口了总值3.62亿美元的大麦和小麦。有报道称，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国国家副总理李先念后来说：“(这批粮食)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 小麦出口一直在加中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年，加中关系僵持，不过，2019年的加拿大对华的小麦出口却创下了历史记录。 70年代，中国正处于文革紧张时刻，两国关系并不活跃，但中加设立了一个“家庭重聚”的项目，中国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找到失散在加拿大的亲人。 而到了八零年代，中国比之前更加开放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曾帮助中国的基础建设，在农业方面，比如猪肉加工等也有所帮助。 查尔斯伯顿教授到访中央党校（伯顿教授提供） 加中关系五十年最僵持不下的：人权与民主 从加中建交开始，加拿大一直鼓励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在八、九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有一栋建筑，专门用来进行司法培训，项目包括了法官培训，公民社会项目，人权女权项目，非政府机构建设等。 但伯顿教授认为，现在回头看，这些项目其实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体制下，不可能允许非政府部门出现。 1989年春夏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加中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 天安门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为在加的中国公民提供避难，绝大多数中国人决定留在加拿大。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不满，尤其是公派中国留学生也可以得到庇护。 整个九零年代，加拿大继续期待和中国有更多交流沟通。加拿大一直很乐观，认为中国有一天会承认国际社会规范，接受自由民主的方式，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 199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